樊锦诗的事迹8篇樊锦诗的事迹篇1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樊锦诗的事迹8篇,供大家参考。
写事迹材料是一件能够考验我们逻辑思维能力的事情，我们在写事迹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写作思路，下面是小编为您分享的樊锦诗的事迹8篇，感谢您的参阅。
樊锦诗的事迹篇1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squo;莫高精神squo;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的事迹篇2
81岁高龄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整整工作了56年。她将大半辈子的光阴奉献在敦煌，只为守护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她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国家最高荣誉，也是继去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后，樊锦诗获得的又一殊荣。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各洞窟的分期断代，带领团队致力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探索形成了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极大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为甘肃省乃至全国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日前，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向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为榜样，积极投身富民兴陇各项事业的火热实践，努力创造一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樊锦诗的事迹篇3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2017年4月8日晚，央视《朗读者》第八期迎来“勇气”的主题，节目现场，与樊锦诗同奋斗在敦煌的研究人员们朗读了余秋雨的《莫高窟》、季羡林的《在敦煌》、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均为节选)，献给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
提起樊锦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说起敦煌，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3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25岁上海姑娘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54余年樊锦诗以敦煌为家，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季羡林先生都赞她“功德无量”，她为“永远的敦煌”倾尽了一生的心血，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她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五十余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荣誉掌声，她不骄不躁。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基层干部，我们要学习樊锦诗先生这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
樊锦诗的事迹篇4
樊锦诗先生围绕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结合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同时还与大家分享了她眼中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和“莫高精神”。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生动，让广大领导干部对于初心使命和“莫高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敦煌市领导干部学习先进榜样、普及敦煌文化知识的热情。梁建明等领导在敦煌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实况。
据了解，樊锦诗先生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50多年扎根大漠，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荣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终身成就奖、薪火相传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同时，还在前不久获得了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squo;莫高精神squo;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樊锦诗的事迹篇5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樊锦诗的事迹篇6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squo;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squo;，我就满足了。”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敦煌莫高窟的传承永不停息
贾正: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艺术导师”段文杰，再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敦煌研究院75年发展背后，凝聚着你们三代掌门人的心血。因为你们，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
樊锦诗: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克服人员和资金短缺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一手抓保护，一手抓艺术。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使莫高窟得到初步保护。常书鸿先生所做的各种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段文杰先生是上个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为第一任院长。他在任内大力引进各方面专业人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带领全院努力奋斗，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升到了新高度。
我是1998年60岁时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任命的。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这期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初到管理岗位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7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段文杰先生的带领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创新的新阶段，为敦煌研究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数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和压力。我与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需要。
贾正:相信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的接力棒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年来，您除了倾注心血守护敦煌之外，也在培养年轻人，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传承。
樊锦诗: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固然重要，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更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人，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总要靠人来掌握。我们必须培养好自己的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确实有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因为人才难求，都是想办法自己培养人才。简单来说就是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任务，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是年轻人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尽力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积极培养人才，鼓励继续学习甚至创造条件送出国深造，学费由研究院付。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不少人才。
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敦煌学迅速发展的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必须另辟蹊径引入外来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请了30多位国内外兼职研究员，参与研究院的决策咨询，承担重大研究项目，承接重大事务等，外来人才很可能会自愿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天下事，一个是人的事，一个是钱的事，但说到底人比钱重要。
贾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和《龙》杂志的读者了解了更多您和敦煌的故事。近些年，“敦煌女儿”一生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也感动了无数人。回首半个多世纪，您如何评价自己当初做出的留在敦煌的决定?
樊锦诗: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就是坚决不当亡国奴，齐心协力让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东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国家要发展,就得靠这种精神。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莫高窟是一片净士，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这里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要有很高的修养，要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外界的诱惑。守护敦煌就是从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追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莫高窟全面迈入崭新阶段，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个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永远的事业。我非常幸运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一忙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艰苦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只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这一切，都考验着樊锦诗和同学们。
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她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
渐渐地，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她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1986年，彭金章与樊锦诗，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
樊锦诗的事迹篇7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1月6日，“改革先锋进校园”甘肃省专场活动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改革先锋”樊锦诗以“永远在路上”为题目，与现场师生畅谈改革开放以来敦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担当，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谢我们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好政策，让敦煌研究院的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樊锦诗感慨地说。
结合自身经历，樊锦诗与大学生们分享了她眼中“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她说，初到敦煌，条件艰苦，风沙漫天，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敦煌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今年80岁，能为敦煌做事，我无怨无悔!”
樊锦诗详细介绍了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在全国文博系统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进入了科学保护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研究院采用数字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每个洞窟的数字化保存，建设数字敦煌档案。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并且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实现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管理的创新，使保护和利用得到平衡发展。
“我有幸成为100位改革先锋中的一员，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几代莫高窟人的，是给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是给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作出贡献的人们的，也是给我国所有文物工作者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报告最后，樊锦诗动情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路还长，任重道远，关键是以后要做得更好。”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8级研究生李鑫被樊锦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的事迹打动，她说:“樊老师的事迹让人热血沸腾。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能从先生身上学到的精神太多，但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简单且专注的人。”
前来听报告的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2017级研究生李珊很受触动:“在樊老师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文物工作者55年的坚守和奉献。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工作岗位上坚守自己的信念长期干下去，经受得住诱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听了樊老师讲述的莫高窟保护的故事，非常激动，她不仅为我们普及了敦煌学知识，也为我们带来了榜样的力量。”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师刘再聪说。
听完报告，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韩承志感到无比震撼。他说:“青春年少时扎根西部，一待就是50多年。而最让我震撼的是樊锦诗先生兼顾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的睿智。她分享的人生感悟为我清晰地传达了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思想取舍的境界，为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樊锦诗的事迹篇8
贾正： 您守护敦煌56年，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是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成长环境，让您与历史和考古结缘?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贾正：敦煌地处偏远，和您想像中的游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当初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